我是1972年8月从浙江化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建德化工厂（前身为建德化肥厂，简称建化）工作的。一到厂里报到，领导看我年轻，觉得我需要锻炼，就把我安排到黄磷车间当炉前工。过去住在新安江城区的居民都知道，建化常年都燃烧着一盏“天灯”，那是在生产黄磷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一氧化碳气体，通过一个很高的大烟囱排放，这样排放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为此，领导让我负责开发黄磷尾气利用这个项目，我就全身心投入三废（废气、废渣、废液）治理工作当中。我和同事们花了一年半时间，使“利用黄磷尾气生产甲酸”这一工程顺利投产。1981年，建化生产的工业磷酸，获得国家银质奖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为厂里的技术科长。回想在车间锻炼的这些年，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1984年3月，我担任了建化副厂长。
一、走出困境
1985年3月，正值化工行业市场低迷期，我担任了建化厂长。当时，建化是浙江省首批厂长负责制试点企业。上任伊始，企业生产的黄磷、甲酸等产品大量积压，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也说明市场需求与企业的产品结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面对厂里几百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我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一般情况不会轻易求人，但因为企业的境况不佳，一时急需资金，只好向银行申请贷款30万元，用于发放职工的工资。在财务科长去银行多次商榷无果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出马，好话说尽，请求银行给企业救急。结果银行还是不肯通融，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直到我跟银行的信贷科科长拍了桌子，行长出来圆场才最终解决。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各自的工作。后来我还与那个信贷科科长成了工作上的知己。回顾自己在企业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为贷款去银行，仅此一次。
为了摆脱企业的经营困境，我带队出去推销产品。第一站到了上海，上海是建化的主要市场和外贸出口渠道。来到上海试剂总厂，一名采购科科长出来接待，为了联络感情，晚上，我请他及业务员吃饭。当初，我是不会喝酒的，为了推销厂里的试剂磷酸，只好硬着头皮陪客人。席间，那个科长在饭局上对我说：“王厂长，你喝一杯酒，我就买你一吨试剂磷酸。”结果，我把自己喝醉了。第二天，我去向那个科长辞行，顺便要求将合同的事宜确定下来，哪晓得那个科长竟然说：“喝酒是不谈公事的，昨晚上讲的话是开玩笑的。”我见此，非常气愤，这不是明摆着耍人吗？但我们以后还得求人，这口气也只有咽下去。
面对企业当时的窘境，虽然我切身感受到各种艰难，却没有陷入焦虑的状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苦苦思考企业的出路到底在何处？是耐心等待市场的复苏，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后来，我从上海进出口公司了解到，日本有用户需要大量的食品级磷酸并在国内寻找供应商。得此信息后，我立即组织精干技术力量通过四个月的艰难攻关，终于生产出合格的样品，在样品得到日方认可后，立刻组织生产，迅速打开日本和美国的市场。由于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出口该产品的企业，有着良好的信誉，且产品的质量远超用户的指标要求，该产品就成了企业的当家产品。由此可见，是技术为产品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支撑，是适销对路的产品一举扭转建化的被动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柴松岳和省化工厅领导对我们厂非常关心，每次经过建德都要到厂里来看一看，转一转，了解企业发展中有什么困难与问题需要帮助解决。领导的信任与关心，也成为我努力克服困难、办好企业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寻求突破
1984年，杭州市举办首期厂长经理培训班，组织上决定让我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习。通过学习，我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有了较深的认识。
厂长负责制是一个全新的机制，我在实践中感到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逐渐摆脱了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去银行贷款、干部任免、用工、激励政策都要主管部门同意才能做。现在，由于整个体制机制发生变化，企业有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建化有着与其他国企发展不同的轨迹——艰难。一是1965年5月依靠7万元借贷起家；二是生产原料靠自己在市场寻觅；三是产品销售靠自己寻找渠道，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见其发展之艰难。直到1969年，建化上马年产600吨的黄磷项目，有关部门才给了一些计划配额，但与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面对企业困境，我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致力于改善企业的内生动力，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加强内部管理，以先进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手段，降低原料消耗、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1987年，建化的磷酸产品被授予国家金质奖；1988年化工部授予建化为国家二级企业。
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条条与块块之间不协调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化工部的文件规定企业产品可以优质优价，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和技术进步，而地方有关部门却不认可，认为企业经营必须执行计划价，企业遇到了双轨制的麻烦。
建化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主要生产黄磷、甲酸、磷酸以及作为农药中间体的三氯化磷等磷酸盐制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1987年，建化的磷酸在国家银质奖复评后，再上台阶获国家金质奖。按照化工部的文件，可以实行优质优价，我们执行了这个文件，但1988年8月杭州市物价检查所却对建化进行了严厉的查处。
面对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这类问题，时任《经济日报》总编室主任郑波和通讯员胡雪良非常敏感，针对这一现象，专门来采访两家单位。
杭州市物价部门强调他们的法规执行；我们讲自己执行的依据和工厂的实情。说到底，是体制机制不协调，有矛盾。杭州市物价检查所有关负责人对报社记者说：建德化工厂从1987年7月到1988年6月间，将生产的85%甲酸、85%工业磷酸、85%药用磷酸，以每吨平均高于国家定价591.39元的价格卖给用户，共计获得违法收入149.87万元。其中1988年1至6月获得非法收入84.5万元。这样，该厂在1988年上半年产值与1987年同期基本持平的情况下（1987年1至6月产值1154.34万元，1988年同期产值为1163.51万元），利润却增长101.95%（1987年1至6月利润155.19万元，1988年同期为313.4万元），上半年就轻而易举地超额完成1988年全年的利润承包基数300万元。
2001年9月6日，“新安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杭州市物价部门的同志还说：很明显，这是靠涨价得来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个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抬价的企业，竟被评定为“国家二级企业”，厂长王伟被评为“优秀企业家”，令人费解。这种靠非法涨价所得的高额收入，却被认为是“经济效益好”。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和衡量“经济效益”？
采访中我也坦率地告诉记者：1988年之所以产值增加不多而利润增长一倍，主要是几方面的原因：1988年生产的原料，大量是1987年年底进的，由于原料涨价因素，厂里就此一项增收的差价款就达近百万元。加上前几年上马的“三废”利用项目，现在开始发挥效益了。当然也有部分是计划外产品涨价因素。
《经济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敢问理在何方？——建德化工厂“涨价事件”提出的新问题》的调查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思考。这件事，我们如今看来是容易理解的，但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却不小。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些约束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也由渐渐松绑到完全解除，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变化呀！
小鸡的破壳而出，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生命在于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新的生命，甚至会“胎死腹中”。建化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没有对市场瓶颈的突破，对技术瓶颈的突破，对不合理政策法规瓶颈的突破，我们的企业就不能发展。很幸运的是，建化是比较早吃螃蟹的国有企业之一。
三、创新提升
1989年6月至1992年8月，组织上先后任命我为建德县经委副主任、建德县工业局局长。1991年3月，时任国家化工部部长顾秀莲来建德考察，根据建德化工企业较多、产品门类关联度比较高、管理水平领先行业、效益比较好的现状，提出了组建化工集团的建议。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建德化工厂和建德农药厂合并组建新安化工集团，实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指定我担负组建集团的重任。集团组建后，我兼任集团的总经理、董事长和党委书记。我一上任就着手企业股份制改造，实行全员持股并募集资金5000万元，新的机制极大地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新安化工集团一路风风雨雨走来，历经波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企业历经10年的艰难上市之路；二是草甘膦经历并赢得了旷时18年的国际官司。
在寻求企业快速发展之际，资金紧缺成为横亘在集团面前的突出难题。而企业改制募集到的5000万元资金只是杯水车薪，要实现更大发展，就必须走上市融资之路，在资本市场有所作为。为此，集团将企业发展与谋求上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在资本市场“十年磨一剑”的艰难上市历程。
在我们寻求多种上市途径都未果的情况下，1999年末，国家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企业优先安排上市的政策，只要能通过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双高论证”，就可以不受家数和额度的限制，优先进入初审程序。这对于新安化工集团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在当时条件下，争取通过“双高论证”是我们集团进入申请程序的最佳途径。为此，我们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凭着草甘膦与有机硅协同发展的技术优势，全力应对上会答辩，甚至连除夕夜和大年初一都在办公室度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双高论证”答辩会上精彩的答辩论证，换来了专家们高票通过的结果。由于成功上市，集团融资2.8亿元，开始实施更为宏大的发展规划，企业站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自1995年10月收到第一份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和调查问卷开始，我与新安化工集团上下义无反顾地以一企之力走上抗争之路。其间，欧盟、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美国轮番成为战场，反倾销、反吸收、反规避、期间复审、日落复审……一次次威胁集团乃至整个中国农药草甘膦行业生死存亡的拦路虎从未间断过，而这一场场无硝烟的战火背后只有一个强敌——美国孟山都公司，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他们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规则，在国际市场上点燃封杀之火。我与新安化工集团的职工捍卫企业的生存与利益的决心是毫不含糊的。是责任感、生存压力和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作出积极的应诉。集团花费巨资高薪聘请国际知名律师，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最终打赢这场旷时18年的国际官司。新安化工集团也实现了蝶变，成为行业发展的领航者和展翅国际的知名跨国企业。
最让我激动的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新安化工集团考察。尤其是2005年9月5日这一次，习近平同志来建德调研钱塘江上游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工作情况，并实地考察新安集团。考察期间，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新安集团首创的草甘膦副产品氯甲烷回收用于有机硅单体合成技术，于200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情况，习近平同志听后，对草甘膦与有机硅绿色发展的实践成为国际产业发展史上一个典型案例给予了肯定。2006年，新安化工集团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010年，新安化工集团被授予“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称号。在实践中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它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成功的支撑。如果没有科技的创新，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甚至会消亡。
我和团队在经营企业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还致力于把新安化工集团办成培养人才的学校、职工相互关爱的家庭、职工展现才能的舞台，实现了企业与职工的共同发展。2005年，集团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我所热爱的化工事业，我无怨无悔。由于新安化工集团和本人对国际农药产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个人曾荣获“全球2013Agrow（世界农化行业）终身成就奖”等荣誉，我深感欣慰。在这里，我要感谢前辈们为企业前行打下的基础，感谢上级各任领导的支持理解，感谢企业职工的信任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