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8月淞沪会战爆发，华东地区岌岌可危。9月16日，杭州天气阴沉，这一天是国立浙江大学新学期报到的日子，由于战乱，新学期招收的366名学生中报到的只有174人。此前，杭州各大中学校纷纷开始讨论转移和疏散的问题，对竺可桢校长来说浙大迁移一直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建德也并非是首选之地。竺校长想的首先是不要走，如果非得躲避，就到湘湖去，因为那里有农学院，有100多亩土地，能够维持生存，能够稳定教学秩序。

9月20日开学后，一年级新生被安排到天目山禅源寺上课，浙大本部师生在此后的日子里，也常常因警报而不能上课，学校下一步该往哪里搬迁已迫在眉睫。此时，湘湖是肯定不能去了，如果去湘湖等于没走，天目山上已经有一年级在上课，用房也已经紧张。浙大派出的考察人员陆续向竺可桢校长汇报了考察情况，竺校长在日记中记道：“谈及前二日赴桐庐与建德之经过。据云桐庐圆通寺已为省立初中捷足先得。严州则严州中学地方甚大，借其余屋已允，若去二三百人尚可应付云。”

浙大西迁建德办学旧址

在权衡比较后，竺可桢校长亲自赴梅城考察，并于10月5日浙大校务会议上决定将学校迁到梅城，之后派出人员到梅城，落实了部分房屋，解决用水、用电问题。至10月30日，梅城校舍的修理工作基本得到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也基本完成。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全公亭登陆，形势紧急。11月8日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记道：“决定二、三、四年级于星期四、五、六各日移往建德，因敌兵登陆，一时不易剿灭，倭机将每日扰武林，无法上课，故不如早移建德为得计也。”

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近千人分三批从南星桥三廊庙码头下船，在兵荒马乱中离开了他们心中的天堂——杭州，搭舟溯钱塘江、富春江而上，经富阳、桐庐去建德梅城。

浙大师生迁至建德

为了避免日机空袭，船多赶在黑夜或黎明时分航行。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钱宝琮全家祖孙三代随校搬迁，乘夜船经过七里滩（七里泷），写下《月夜过严陵濑》一诗，抒发心中的惆帐：“清浅严陵濑，携家一苇航。水声祛俗虑，夜气接岚光。月映秋江冷，云归远岫苍。高山徒仰止，行色太匆忙。”

1937年11月中旬，初冬的霜雾笼罩着梅城。几天来，梅城南门码头陆续停靠了很多客船，一群群年轻的学生下船后走进梅城，他们的胸前都佩戴着国立浙江大学的校徽。浙江大学搬来后，师生、员工加上家属有1000多人，办公室、教室、宿舍分散在城内各处，加上其他迁来的学校，建德一时成了学校城，以致课余饭后街巷拥挤。

浙大二年级学生被安排住在东城乾源当铺，三、四年级学生住在文庙、严子陵祠及何宅，教员宿舍在北门林场，校长竺可桢住在府前街3号孙宅，学校总办公厅设在方宅。至11月16日，留校人员大部分都撤到了建德，部分图书仪器也分批运往建德，但由于形势所迫，损失很大，且大部分书籍没有运出。11月底，由于严中已经停课，浙大又借用严中第二部作为一年级学生、教职员宿舍及教室。此时，之前迁往天目山的部分师生也到达梅城。由于人多房少，用水和照明也成为问题，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十分困难，授课却未尝稍辍，并且在竺可桢校长的主持下荟聚了众多名师英才。

那个时候，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在城中的天主教堂内为学生上课，这座小小的天主教堂被浙江大学临时改做教室，苏步青写得一手工整漂亮板书，学生们专心记笔记。青年教师章用刚留学回国，又值学校迁移，因而对他的欢迎会也是在防空警报声中进行的。在建德时，一个学生问章先生：“警报响了，老百姓都躲飞机去了，我们还上课吗？”这个学生或许以为既然要“逃警报”了还怎么读书呢？章先生回答说：“怎么不上课？”这位学生又问道：“那么，黑板挂在哪里？”章先生坚决地说：“可以挂在我的胸前！”浙大师生把艰苦的环境当作磨砺自己的机会，在分散难管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良好的校风校纪，为建德留下了百年名校的精神传承。

浙大西迁建德教务处办公旧址

浙大师生迁至建德后，师生最不适应的是看不到报纸，不了解国内外消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最想了解的是战况如何。于是，以传播信息为主的《浙大日报》应运而生，每天安排两名学生收听广播，把消息记录下来，然后把它编辑，用蜡板刻出来，连夜就印好。

《浙大日报》每天出500份，从12月1日开始，每到中午梅城的一些当地人就会到街上去买一分钱一份的《浙大日报》，了解战事新闻。竺可桢校长曾为《浙大日报》增刊撰写《百期纪念感言》，其中写道：“《浙大日报》是在中华民国全面抗战以后出世的，是在我们浙江大学颠沛流离中产生的,《浙大日报》之所以刊印,并不是偶然,而是适应环境的需要……《浙大日报》不但给我们以最近的消息，而且时时促进我们的自省……”

浙大西迁路线图

浙大西迁梅城过程中，敌寇已逼近苏州、嘉兴，兵锋直指杭州，此时的电机系学生洪鲲，再也没有心思读书。听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诸嵊新宁游击总队派人来校招募游击队员，他与刘奎斗等12位同学踊跃报了名，表现出“读书不忘抗战〞的坚定决心。竺可桢校长积极支持他们的行动，于12月9日，派出校车将 12 位浙大游击勇士从建德送回杭州。临行前，浙大勇士特地向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教授辞行。张教授对洪鲲等同学马革裹尸的决心鼓励有加，写下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赠言。

12月1日，日军兵分三路围攻南京，苏州、无锡等地相继沦陷。在梅城刚刚安顿好的浙大师生不得不面临再度搬迁。实际上在西迁梅城过程中，竺可桢校长已在作下一步打算，目的地是江西的吉安。12月13日，南京沦陷，浙大的避难所梅城已不能安居。几天前，这座小城第一次响起了防空警报。12月17日竺校长召开会议决定全校提早离开建德迁到吉安。

杭州沦陷的那天建德下起了小雨，位于梅城小南门的码头边停满了民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浙大师生分批撤离建德，迁往700多公里外的江西吉安。从1937年11月15日浙大师生迁入梅城至12月24日开始迁离，浙江大学在建德办学虽不足两个月，但却是“文军长征”历史上的重要一步。

今天，我们再度回望87年前浙大与梅城的往事，那些留存的档案、日记、老照片、老物件和老建筑已是我们珍贵的财富，为弘扬浙大西迁精神提供丰富载体和生动课堂。现在，我们要缅怀传承的是浙大先辈们不畏艰险的人性光辉，追求真理的坚定力量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