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的建德市轻质碳酸钙厂（简称建德轻钙厂），已经是历经百年风雨的老企业了，技术落后，设备老旧，连年亏损，眼看着就要倒闭。在当时的建德二轻系统，同样面临倒闭风险的，还有新安江家具厂。虽然在那个经济制度重大变革的年代，公有制企业破产重组已经较为普遍，但是时任建德二轻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们，还是千方百计谋划着想让这些面临倒闭的企业活下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4年7月，时任建德轻钙厂厂长因经济问题被判刑，风雨飘摇的轻钙厂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工人们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人心彻底散了。二轻工业总公司立即派出工作组，对企业进行人事调整。同时，在二轻系统30余家企业中物色人员，希望找到一位能够拯救企业的厂长。然而，无论是轻钙厂内部还是整个二轻系统，都没有人愿意来收拾这副烂摊子。

当时我就在工作组里，我向二轻工业总公司时任总经理范维刚表示：“如果实在没人愿意接手，我去。”就这样，1994年8月13日，带着总公司领导的希望和嘱托，我接手了轻钙厂，开启了艰辛的“求生存，求发展”之路。

1994年的轻钙厂，有100多名职工，还有七八十名退休工人。当时的退休工人是企业自己支付工资以及医疗等相关费用的，其中还有工伤、职业病人（矽肺） 6名，需要常年治疗。而当时全厂全年的销售额仅300万元左右，每人每月平均的销售额不足2000元。在这样的环境下，欠银行利息、欠电费、欠税收、欠工资，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常态。

为了改变现状、生存下去，企业经营班子充分剖析了面临的困境，作出了明确的决策：一是改造老旧设备，以最低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二是立即着手扩产改造，技改轻钙生产线，达到确保企业生存下去的安全产能；三是强化管理，以期在现状下尽量延长生存期限。

老旧设备的改造是从轻钙生产线中最重大、最陈旧的设备——烘干转炉开始的。这台设备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无法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它的内部抄板结构，由10组21米长的三角形和柱组成，每个三角形和柱间均有3条焊接缝，10组抄板的焊缝达数百米，只要任何一处出现漏缝，就会导致企业全线停产。我们借鉴了业内的改造技术，将10根抄板全数取出，代之以10根钢管，利用春节停产期间，由副厂长黄来苟、机修班长徐宝龙各带一小组，每组12小时交换，总耗时20天，将该设备改造完成，彻底摆脱了焊缝泄漏、停机停产的困境。生产线产能从原来五六千吨年产提升到了一万吨年产能力。不仅如此，转炉的改造还实现了节能降耗，有效降低了烘干成本，为企业求生存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1994年10月，新生产线的技改投入也在争取到工商银行1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快速推进，到1996年6月，新生产线实现了试运行。全厂的轻钙产能由原来的5000吨提升到2万吨，达到了求生存的保障线。1997年全年实现营收751万元，利润1.4万元，税收79.3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

管理企业难，管理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企业难上加难。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强化了产品质量责任考核模式，打破了多年的大锅饭。即使困难重重，也一直坚持下来。这期间，技术副厂长、销售科长，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相继跳槽去了当时的国二级企业——更楼化工厂，加入了更化的轻钙生产与经营，这给原本苦苦挣扎在生死线的工厂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一度让许多跳不出去的职工深感绝望。一方面要保生产，另一方面要抓技改投入，这对于一个多年亏损的企业来说尤其艰难。当务之急是资金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技改的土建项目，资金一律拖欠，工人工资拖欠了3个月。我们明确告诉职工，为了保饭碗，我们必须保证生产，为了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我们必须上技改，扩大产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时的艰难，职工看在眼里，也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所以在当时，即便欠了3个月工资，职工仍无怨言，全厂上下同舟共济地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96年，对轻钙厂而言，是值得纪念的。这个还在死亡线上求生存的企业，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美国高露洁（广州）公司在全国碳酸钙企业寻找合作伙伴，与其共同开发、生产牙膏级轻质碳酸钙。当时国内没有企业能够生产这个产品，我们觉得这是公司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机遇，于是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指标，认真研究生产工艺、原料品质，立誓要攻下难关、实现突破。第一个产品试样很快送到了广州高露洁公司，根据检测，在全国20多家送样的产品中，我们的样品虽然没有完全达标，但是最接近他们的要求，这给我们带来了信心。从此以后，我们针对产品质量指标和客户检测报告的差异，不停地研究，不断地改进。鉴于我们认真配合以及样品质量的表现，高露洁公司确定了与我们合作，共同研发牙膏级轻质碳酸钙，以替代进口。这一次的合作研发，整整跨越了5个年头。直到2000年，我们才得到了高露洁公司的初步认可，开始了20%的部分代替，2001年达到 50%的进口替代，2002年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公司也因为有了高露洁产品的支持，取得了可喜的利润。2002年全年实现营收3405万元，利润528万元，税收519万元，摆脱了生存危机，站上了求发展的起跑线。

在牙膏级轻质碳酸钙的研发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方面、资金方面的，还有来自内部的阻力。从技术层面，产品各项物理指标，在高露洁公司的帮助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而化学指标，如含铁量、重金属含量、硫化物含量、微生物指标等，则因为原材料、燃料以及装备的问题迟迟没有攻克。这期间，为解决硫化物以及铁含量问题，我们进行多种尝试，仅氧化钙烧制方法，就经历了木炭烧制、电炉烧制、瓷砖窑烧制等。

各种烧制方法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最终，我们研发了气烧窑，用液化天然气为燃料，在工程师项金康的主导下，自主研发了燃气窑，实现牙膏级轻质碳酸钙的量产。在资金方面，一边请求工商银行的帮助，一边争取高露洁公司的借款，先后得到了高露洁公司累计600万元的资金及装备的借助。但是，由于长时间的研发及投入，公司内部出现了反对的意见，觉得我们这样的企业根本没能力研发高露洁的产品，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还多次把我安排在做新产品试验的操作人员骂到哭。作为该产品唯一的研发者，我对产品要求的认知非常清晰，也坚信自己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无论多少人反对，我们从来没有放慢研发进度，直到取得成功。

通过牙膏级产品的研发，成功与高露洁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轻质碳酸钙生产技术的提升。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做了几十年的碳酸钙，彼时才刚开始入门。而跨国公司对待产品质量、企业管理的全新理念更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1996年2月，有了生存希望但还没站稳脚跟的轻钙厂，根据二轻工业总公司时任总经理李建新的要求，安置了破产清算的建德家具厂的14名职工。

1997年7月，公司还是在求生存的阶段，建德市政府推进了公有制企业的体制改革，我们被列入首批“改制”企业名单。7月20日左右，市改革指导组熊兴、汪洋以及二轻工业总公司指导组陈剑华等入驻企业，开始了企业体制改革。我们上下配合，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资产评估、剥离、股权认购等一系列工作，于1997年8月18日成立了改制后的新公司——建德市天石碳酸钙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总股本 77万元，由职工入股组成，选举出首届公司董事会成员：周新民、黄来苟、吴彩虹、吴建元、周建卫。从此，公司以民营企业的身份，继续着求生存、求发展的努力。

2004年，为了开发纳米级碳酸钙，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了子公司“浙江天一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始研发并生产纳米级轻质碳酸钙。天一公司成立后，由于产品指标与客户需求的差异较大，一直处于边研发改进边维持生产状态。因此，连续亏损三年。后因浙江大学退出了合资，母公司全额收购了股份。

天一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成为独资子公司后，产品的研发由天石研发人员全部接手，结合用户的意见，对产品指标摸索调整，逐步达到了用户的需求，子公司当年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纳米产品与用户端不断磨合，在光伏胶领域逐步突显出优势，国内光伏胶头部企业纷纷选择与天石合作。直到2022年，天石纳米钙占据全国光伏胶60%以上的市场份额，纳米钙也成为天石公司的主打产品。2022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还是实现了21621万元销售额，3710万元利润，上缴税收1540万元。

通过不断努力，不停地求发展，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碳酸钙企业的头部企业，是中国化标委碳酸钙标准小组组长单位，主导、参与起草国家、行业标准20项，其中国家标准主起草3项，行业标准主起草3项，浙江制造团体标准1项。2022年8月，国家工信部授予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2016年，公司成功在新三板挂牌（股票名称：天石纳米，代码837392），目前已成为创新层企业，并计划以2024年12月31日的年报为基准，申请北交所上市。

30年风雨历程，实现了公司起死回生的愿望，重生的天石将不懈努力，在新的起点实现新的发展。

（作者曾任原建德市轻钙厂厂长，现任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工业品制造企业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时代。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大时代背景下，我有幸在那激情澎湃的岁月，为建德经济建设作出一点微薄之力感到无比自豪。往事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选择

那是1992年的炎炎夏日，我从浙江省机械工业学校（即浙江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毕业。在国家统一分配的大制度下， 有好多同学留校或留杭城大企业工作，回建德的也都纷纷选择去了更楼化工厂、建德化工厂（即新安化工集团的前身）等地理位置优越的大型工业企业。而我放弃留在杭城择业的机会，出人意料地选择到我市二轻工业总公司所属的一家小微企业工作，就是位于梅城的建德市非金属化工设备厂。

当初，周围的朋友们并不理解我的选择，甚至后来的同事们也质疑我的选择，而我在家人的支持下，坚定了回建德发展的决心。我记得当时去找二轻工业总公司的领导，要求到二轻系统所属企业工作，公司领导安排我去非金属化工设备厂。尽管企业条件和情况都不是很好，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找一个能施展自己能力的平台，能够让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作用，我便愉快地接受二轻工业总公司的安排。

非金属化工设备厂是从原市化工防腐设备厂分设出来的，几乎可以说是“三无”企业，没有自己的厂房，几百平方米的厂房是租的；没像样的设备，财务上仅有几十万元的固定资产，产品也没有稳定的市场。到企业之后我主动请缨跑业务，负责销售科的工作。经过短短半年多时间的走访、调研和市场开拓，次年5月我们销售科便拿到了百万元级别的化工设备反应塔的订单。1994年8月，二轻工业总公司决定让我担任非金属化工设备厂厂长。从一个毛头小伙成了独当一面的企业经营者，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跨越。

我的人生选择，成就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我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自身所热爱的专业，热爱自身所选择的职业，为我今天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至今无怨无悔。在此我非常感谢当年给我机会的二轻工业总公司领导和企业职工，对我工作的极大支持。

危机

担任厂长后，我才了解到厂里的财务状况，流动资金吃紧，厂里的账面余额只有5万元，几乎都不足以支付员工们下个月的劳动报酬，并且厂里还背负着57万元的银行贷款，随时面临着被银行催债及抽贷的风险。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10月，厂里遇到了产品质量纠纷，面临着官司败诉就要赔偿对方40万元的巨大危机。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厂子的正常运转，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以个人的名义、家庭担保的方式，向洋溪上樟村村民借款20万元，用于银行贷款调头。此时，我个人不仅要顶住工厂付职工工资的压力，还要承担一旦银行抽贷，我就不得不个人还款给村民的风险。

关关难过关关过。头顶上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促使着我不得不马不停蹄地着手解决眼前的销售官司。首先，我代表工厂一边全力以赴地与客户进行交涉沟通，尽最大的努力将官司大事化小；一边又有备无患地在准备应诉的材料，以免出现最坏的情况。在我们全力斡旋之下，对方终于松口答应调解，最终以补偿贸易的形式解决了纠纷，使得工厂得以暂时平稳。为了使得工厂维持正常运转，确保银行不会在来年贷款调头时再次提出抽贷，我带领全厂，不得不走上开拓新产品、转型升级的道路。

转机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1995年，在国企改革大背景下，市二轻工业总公司决定由我承包非金属化工设备厂，并继续担任厂长。

当时的市场行情，传统的聚丙烯设备这类常规产品，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利润微薄。在传统产品市场表现不乐观的情况下， 我作为经营者深深地感到，不开发新产品，企业是没有出路的。当年，我们与浙江大学刘美心教授合作，共同研发“解决生物化工医药中间体生产过程中铁离子污染问题”的装备及工艺。在生产稳定的情况下，我厂与浙江大学更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共同研究“照片冲洗溶液中的贵价金属离子银离子回收”的成套装备，为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壮大，埋下了伏笔。这两类产品一经问世，收到了用户的良好反馈。厂里接到的订单也从当时的每单销售额几万元，顺势提升到了每单销售额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顺利扭亏为盈。我作为厂长，带领着企业历经千辛万苦，走出了经营困境并且踏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在销路打开的情况下，我承包的工厂于当年5月就全面完成二轻工业总公司的年度承包指标。不仅保全了当时岌岌可危的企业，也保住了全厂职工的饭碗，我所做的一些努力和付出，现在想起来还是颇为自豪的。

在作为当年二轻系统一厂之长的短短几年时光中，我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曾跌倒、摔跤，甚至被淹没，当年之勇今日早已淡化，为发展作出的不懈努力，为社会作出的一点贡献，如同无数小溪汇成了大江大河，永远留在历史长河中。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这是最艰难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其中的点点滴滴，也永远深深地留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后来我虽然离开二轻系统，但我为人生的梦想和事业的发展依然在前行。

1997年，在我市全面实施对国有集体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深深感受到市场经济和体制变革带来的强劲东风。我毅然决定自主创业，出资56万元注册成立建德三耐设备实业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企业现注册资本3630万元，企业变更为杭州三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生产冶金行业一体化电解槽；DBSA（双向平行流技术、多回路平衡导电技术、阳极泥适时收集技术、高效电积及酸雾抑制技术）工艺包；大数据加持的智能电解技术。2022年实现销售收入13500万元，利润5000多万元。企业2015年完成新三板上市（股票名称代码：三耐环保833070），已于2023年12月31日向北交所提交上市申请。

20多年奋斗历程，组织给了我平台，给了我4年多的历练，这是我人生成长的起点，我会加倍珍惜和加倍努力，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作者曾任原建德市非金属化工设备厂厂长，现任杭州三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建德香料香精产业发展经历了艰辛起步、巩固壮大、牵手国际、走向世界的不凡历程。作为开拓者之一的我，参与和经历了整个过程。我现在年逾八旬了，还在第一线努力“让建德芳香享誉世界”，这也是我今生不懈的追求。

艰辛起步

1968年，我从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1970年被分配来建德，先后在建德化学制品厂、建德农药化工厂工作。1978年调入建德县工业局，负责新产品调研开发。在化学制品厂工作时，我常思考：这么多柏木油出口，外国人用来干什么呢？时任县工业局局长凌欣芳向我下达任务：你要想办法揭开这个秘密，为我所用。我找到建德化学制品厂郑振华师傅，和他一起专程去上海拜访上海市轻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崔益贵。崔益贵介绍说，建德每年出口的柏木油，大部分被美国IFF公司收购，这是全球最大的香料公司，他们用柏木油、柏木脑为原料，生产高档香料香精乙酰基柏木烯、乙酸柏木酯等系列产品。尤其是以柏木油等深加工成乙酰基柏木烯（简称MCK，或称甲基柏木酮）后，年销售收入达1700多万美元，把柏木油的经济效益提升了15倍。

“秘密”揭开，令我震惊。我很不服气，“钱不能都让老外赚去！”因此有了自己开发这一产品的冲动。可经仔细了解，发现难度很大。崔益贵说：“如果你们能把这个产品开发成功，是对世界香料界的重要贡献，是对中国天然香料原料使用的重大突破，更是为中国人争气！”他还把到美国考察时做的笔记中相关产品的介绍拿给我们看。我如获至宝，当晚在旅馆里全部抄录下来。

上海之行，使我的内心极不平静。中国人不乏勇气和智慧，外国人能把柏木油合成高级香料（MCK），难道我们就不能吗？回到建德后，我连夜赶写了新产品研发试制可行性报告，交给凌欣芳局长。他高度重视，带队走访建德四五家化工厂，向企业领导详细介绍该产品巨大的发展前景。遗憾的是，因难度太大，没有一家企业肯接受这个研发项目。凌欣芳很为难，满怀期待的我，更如兜头遭到一盆冷水。可我不甘心，这么好的项目，这么难得的发展机遇，难道就此放弃？我鼓足勇气对凌欣芳说，您给我提供一笔资金，再给我找个地方，我自己来做这个实验。我的提议获得县政府重视，县工业局下拨12.3万元作为项目研发资金，于1982年建立建德县工业局化工实验室，我被任命为实验室副主任。

探索之路荆棘丛生。化工实验室设立在白沙桥南头，是一个土建的30平方米工棚。当时我们真是白手起家。除一名离休干部担任领导外，只有4人组成技术团队。我们要解决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机器设备，实验室需要降膜蒸发器，国内没有，进口买不起，只有自己动手制造。好在我从小无师自通地掌握一些木匠、泥水匠等技艺，动手能力强，在大学期间还掌握了烧接玻璃的基础技术，凭着这点底子，我开始艰难地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经过艰苦努力，一套供实验用的“本土版”降膜蒸发器诞生了，实验证实，达到标准要求。突破核心设备这一关后，技术项目实验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我们反复讨论工艺过程和精馏要求，日夜苦干，突击两个多月，终于拿出了“乙酰基柏木烯”样品。经上海专家鉴定，大获好评，肯定了我们试制成功。一项自主创新技术成果问世，建德香料香精生产终于成功迈出了突破性的关键一步。

但事情发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乙酰基柏木烯小样试制成功后，要 把研制成果变成产品，就要组织工厂生产。我原以为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好的前景，一定会有企业争抢，岂知居然没有一个工厂愿意承接，原因还是难度太大。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生产力，那么用柏木油开发高级香料的梦想就要落空，如果创新成果被束之高阁，那么政府提供的实验经费就打了水漂！这样的结果，是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

于是，我向局领导表示“别人不干，我自己干！”我的想法再次 得到县政府、县工业局的大力支持。1982年底，县政府批复同意建立地方国营新安江香料厂，厂址就选在实验室工棚所在的区位，占地15 亩，贷款50万元，同时任命我为新安江香料厂厂长。

白手起家办厂谈何容易？用柏木油合成高级香料产品，需要“降 膜蒸发器”等大批高端先进设备，当时国内设备达不到要求，进口设备又需要巨额外汇，仅有的资金要能省则省。该如何突破“设备关”呢？我的牛劲又上来了，自己研发制造机器设备。我亲手画出所有的工艺图、仪表图，并求助好友冯烈帮助画出一部分设备图纸。这期间，县政府分配来一些大学和中专毕业生，陆续加入新安江香料厂技术团 队。设计和制造降膜蒸发器，是一场技术“攻坚战”。我找到上海化工研究院精馏设备组工程师曾增寿，请他根据我们提供的数据来设计，又找到一家化机制作单位加工制造。这是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发制造的降膜蒸发器，在中国香料香精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我们成功完成全套设备加工制造。为节省资金，我全程参与设备安装。与厂内科技人员、工人师傅一起，每天从早上干到深夜，没有加班工资，全部的补贴就是夜餐每人4个包子加两瓶汽水。这时期厂里陆续招入一些工人，我每天和他们一起搬石头、拉车子、搬配件、造房子……安装过程所有的苦活、脏活、累活，全部由我带着企业职工自己干。短短一个月，新安江香料厂设备安装全部到位。空试结果表明，运行良好，设备可靠，并且一次性试车成功。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创业，新安江香料厂于1983年11月建成投产。到1985年底，新安江香料厂能生产的产品有：乙酰基柏木烯、乙酸柏木脂、甲基柏木醚、柏木脑、柏木油、多聚磷酸、黄樟油、桉叶油、白樟油、山苍子油、洋茉莉醛、新洋茉莉醛、胡椒基丙酮、精制岩兰草油等，还能够生产出可与国外顶级同类产品相媲美的、具备“龙涎香”香型的高级定香剂，在世界香料史上写下了属于中国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新安江香料厂合计产量达200多吨。全年工业总产值211.9万元，有固定资产74.24万元。一个新兴企业、新兴产业诞生并站稳脚跟开始奔跑。

巩固发展

因工作需要，我曾受组织委派去深圳工作一段时间，于1987年底回到建德县经委。这时的新安江香料厂由于经营不善，已是破败不堪，工厂停产，企业亏损，工资发不出，濒临倒闭。我临危受命，重新回到新安江香料厂担任厂长。干部职工看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大家决心重振新安江香料厂雄风。

我从整顿厂风、厂纪、厂容、厂貌入手，清理垃圾，保养维修设备，使厂区环境焕然一新。在对仓库盘存中，盘点出柏木原油50余吨，这可是我们谋求“谷底反弹”的唯一家底啊！只要能筹措到50万元流动资金，支付拖欠的水电费及职工工资，再购进一些辅助材料，厂里就能恢复生产并转亏为盈。为让企业尽快运转起来，我向银行申请30万元贷款作为流动资金，由于企业戴上了“失信”帽子，我跑遍各家银行，竟一分钱也没有贷到。

正当我心焦火燎、一筹莫展之时，时任建德县县长金胜荣骑着自行车找到我。他说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厂里有困难吗？显然他是听到了“风声”。

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我立即汇报了厂里缺乏流动资金及“贷款难”的情况。金胜荣握着我的手说：“别担心，政府支持你。”在县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下，“贷款难”问题很快化解，机器正常运转，香料厂起死回生。甲基柏木酮一批又一批销往全球。至1988年底，我们生产的天然香料有：桉叶油、山苍子油、黄樟油、天然桉叶油；合成香料有：甲基柏木酮、BPC柏木油、柏木脑、洋茉莉醛、乙酸柏木酯等。

企业实现盈利138万元人民币，为国家创汇120万美元。

自此，新安江香料厂发展走上了快车道。1989年2月27日，经批准，地方国营新安江香料厂与浙江轻纺工业开发咨询公司合资经营香料厂，企业更名为杭州新安江香料厂。紧接着，企业又先后多次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洋茉莉醛、胡椒基丙酮等10余个产品，全部出口海外，在国际香料香精市场上大受欢迎。1992年，在新开发的7种新产品中，甲基柏木酮获评部优产品，洋茉莉醛等3种产品获评省优产品。杭州新安江香料厂先后获得杭州市级先进企业、建德市一级重点企业、建德市技术进步优秀企业，杭州市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等荣誉。

那是杭州新安江香料厂的“高光时刻”。生产的产品在广东、福建、上海、浙江、天津五个口岸同时出口。到1993年，企业固定资产已达900万元，年销售额达到3000余万元，年税利超过700万元。我本人也从技术员成长为优秀厂长、全国化工行业先进工作者。

新安江香料厂成了香料香精产业中的“黄埔军校”。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香料香精研发生产、设备维修、经营管理人才，如钱云芳、张秀娟、陈家德、叶明荣、俞汝南等，以及后来的王利人、王义胜等，他们都为推动行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牵手国际

在国际香料香精行业，IFF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拥有全球顶尖的技术水平，中国每年出口的柏木油，大多被他们采购。IFF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高峰般的存在，我不崇洋媚外，但我孜孜不倦地学习掌握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用来武装提升我们的生产技艺和生产能力。

1990年，我了解到IFF公司在上海锦江饭店某房间设有一个办事处，就前往拜访。对方根本不把我们放眼里，敲了半天门，才有人探出头来，我连忙介绍自己，并说明我们的产品是甲基柏木酮，是贵公司的一个大产品，想来咨询交流一下。可对方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不接待工厂来访的人”后，便把刚打开的那半扇门又关上了。可惜我专程去上海一趟，连门也没有给进。吃了闭门羹，碰了软钉子，我没有沮丧，信念反而更加坚定，那就是：一定要坚持技术创新，拿出高质量的新产品，小厂要有大志气。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时隔两年，1992年7月，我接到IFF公司广州办事处电话，他们想派人到我厂考察访问，我表示会负责联系相关事宜。与IFF公司接洽，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两个月后，IFF公司来访成行。两位客人来头极大，一位是华人，IFF加拿大公司总经理；一位是美国人，IFF总部柏木油采购专员。我们认真准备，热情接待，还给他们播放了事先准备好的介绍香料厂的录像带。他们考察极其认真，对我厂的生产组织、企业管理、产品质量高度赞赏，还表示来中国曾考察7家企业，唯独对新安江香料厂情有独钟，这的确让我有些喜出望外。

不久，国家轻工业部香化协会组织一个50余人代表团，前往美国访问参加一个香化行业的世界性展会，我有幸参与其中。其间，我获准参观IFF总部和下属工厂，得以与IFF总部“第一把手”握手。在交谈中，IFF董事会主席明确告诉我，他们有兴趣到杭州新安江香料厂投资。我迫切希望能与IFF合资项目成功，早日引进世界级“高精尖”技术，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1993年5月，IFF公司派代表组成谈判团，来杭州新安江香料厂考察，双方进入实质性合资谈判。事先我认真学习有关法律知识，为的就是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和地方利益。经过争论和协商，两大文件基本定稿。

1993年12月28日，我们在杭州市黄龙饭店举行合资项目签字仪式。美方投资从300万美元上升到3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省重点项目，省、杭州市都有领导参加签字仪式，企业定名为“国际香料香精 （杭州）有限公司”。合资企业外方占股80%，中方占股20%，合资企业董事长由美方包捷先生担任，我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振明任公司董事。至此，藏在心底多年的推动建德香料香精产业往高处走的愿望实现了。

合资企业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征地新建厂房。经市政府规划，确定在杨梅湾征地254亩。我全力投身到新建企业的工作中，征地、设计、基建、安装设备、招收工人等，夜以继日、不知疲惫地投入，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具有欧美21世纪水准的现代化香精企业，新厂在新安江畔崛起并正式投产，外方非常满意，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IFF的引进，对中国香料行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卓著的，不仅解决了发展资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传统香料制作技术的革新。此前我们以化工方式制作香料，成品香气做不到“纯正”“逼真”，外国人拿到后要重新精馏才能使用。IFF的引进，促进和培育了整个中国香料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在IFF的工作背景和学习经历，不同时期，先后有9人离开IFF后，自行开办香料公司或在国内香料公司担任总经理。国际先进的香料制造技术很快在国内行业推广，中国的单体香料业务随之拓展。目前，中国单体香料已占领欧美市场。

走向世界

1999年，彼时我虽已年近花甲，心中却总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建设一家世界前列的香料香精民族企业。

1999年12月，我创办了格林香料化学有限公司（简称格林香化）。之所以取名格林，是取英文单词green的谐音，寓意绿色、天然、美好，年轻且富有朝气，读起来朗朗上口。

新创办的格林香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跃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世界香料巨头的核心供应商，在国际香料界有很高的知名度，被外国人认为是一家国际性大公司。至2006年，公司中外合资国际香料香精（杭州）有限公司举行挂牌升旗仪式，时任建德市领导钟祥、余桂生、吴北海、储根荣、程国梁、谢康春出席。当时我公司已研究成功18只新产品，产值、销售均突破亿元关，利润超过900万余元，税收总额达到1559万元。我们的产品质量稳定，香气纯正、逼真，在国际香料界有良好的影响力，得到国际著名业内公司的广泛认可。

2007年，格林香化收到全球国际香料香精和贸易会议的邀请函，主办方诚邀我们参加会议，并安排我们为大会发言嘉宾。我和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陈东霞出席会议，我们的发言被安排在首日首位，陈东霞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松节油的开发和使用”，这是中国香料人首次向世界发声，也是在全球行业贸易会议上飘洒出的第一缕“中国芬芳”。我们心中充满为国争光的自豪。

根据市政府工业发展规划统一安排，格林香化从2009年开始在马目——南峰工业园区建新厂，2012年完成整体搬迁。同时公司升级为现代集团式企业管理体制，完成股份制改制，更名为格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格林生物），企业从此开始迈向新的高度。

我的人生与建德香料香精产业发展“高度重叠”。对于我来说，香料香精既是事业，也是生命。伴随产业的发展壮大，我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不停地奔跑，一次次跌入低谷，又一次次柳暗花明。有过委屈，有过伤感，但我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因为一个人要取得成功总是需要付出，我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这一方水土。

回顾往事，我内心充满感恩。感恩遇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感恩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感恩那些目光卓越、勇于开拓、心怀发展、顶住压力，在关键时刻给予企业和创业者在理念、资金、信心、信念上坚定支持的人，感恩我们的创业团队共克时艰、不懈奋斗，感恩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我年逾八旬，不觉老之将至，创业者永远是年轻的。为发展香料香精民族工业，我愿奉献毕生心血。

（作者曾任原新安江香料厂厂长、IFF国际香料香精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6年，我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新安江化肥厂从事电工工作。由于我在工作中虚心好学，不到两年时间，企业生产中许多问题我都能“手到病除”。不久我就担任了厂仪表车间主任，还通过自学取得了杭州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大专学历，并获得了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经济师的职称。

1987年开始，我担任新安江化肥厂分管新产品开发的副厂长。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企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过程。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办企业的思路也必须跟着市场转，不能老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不能只单一地生产化肥，不能在一根树上吊死，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生产新的产品。这样一来，我肩上的担子就显得非常沉重，责任重大。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变压力为动力，迫使我去研究市场，开发新的产品。

实际上，当时如果不主动去开发新产品，企业都难以生存了。一是外国进口的化肥，已经逐步侵占国内的化肥市场，挤压我们这些小化肥厂的生存空间。另外，一些大化工厂，如镇海石化生产的尿素，规模大、成本低，我们这种小化肥厂很难与他们相抗衡。有着光荣历史的新安江化肥厂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越来越困难，企业的账面上一度只有3万元利润，实际上已经处于亏损状态。正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企业的领导和技术员们才积极地想办法发展双氧水项目。

1987年，新化开始进行利用合成氨驰放气生产双氧水技改项目的调查，是年11月完成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1988年4月，杭州市经委以杭经字（1988）86号文件批准立项；同年10月，杭州市经委同意该项目上马。1989年3月，杭州市经委将其列入当年杭州市工业技术开发项目。4月29日，新安江化肥厂和中国化工新材料开发公司、化工部黎明化工研究院在北京签订合资生产双氧水协议，协议总投资1100万元。6月7日，建德县政府同意3家单位合资经营新安江双氧水厂。

在协助韩英汝厂长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我自己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平时就比较关注市场变化，考虑一些问题，经常从企业发展的全局向厂长提出自己的建议与设想，我的建议与设想一般都能得到厂长的认同。

1997年3月，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后，我即担任了新化公司的总经理。我认为公司管理层人员转变思想观念这点最重要，于是在主持第一次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大会上我亮出自己的想法：体制机制的转变意味着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围绕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抓研发、抓管理，以效益优先、转型升级为发展导向，依靠结构调整，实现科学发展。公司以合成氨生产为基础，开发各类胺类下游产品并陆续建成投产，开创性地跨出循环经济第一步，生产方向也从基础化工向精细化工转变。

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立住脚，并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我确立“坚持有机胺、走出有机胺”的企业发展设想。因老厂区的环境条件已无法满足生产需要，新化化工决定实施异地扩建技改。

新化要实施异地扩建技改，究竟往哪里去呢？我和厂领导班子一班人讨论好几次，也实地考察了好几个地方。2000年1月，最后决定选址新安江街道城东新华村（2001年改称洋溪街道新华村），建设年产2万吨异丙胺项目。当时，我们看中新华村这片茶叶山。过去我们在老厂区，因为征用农民的耕地，与附近农民的矛盾较多，为了解决与农民的纠纷问题，牵涉厂领导很多的精力。另外这片茶叶山上没有一根电杆，也不需要去处理搬迁电杆等事情，这是非常理想的建厂位置。

开辟新厂区，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事情，成为当时我最重要的工作。我与其他工人一样，每天穿着工作服，戴着草帽，脖子上围一块擦汗的毛巾，肩上背一个军用水壶，奔忙在工地上。这片茶叶山上安葬着村里的90多个坟墓需要迁移，这是一件非常棘手又必须做好的事情。我多次在工地上被需要迁移祖坟的农民围住，他们向我提出过高的要求，我坚持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谈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同时也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后来通过协商，终于把事情圆满解决了。为了能够早日开工，我们在工地上日夜加班，中午、晚上都吃在工地上。三通一平搞好后，接着就是建造厂房，安装化工设备，高高的反应塔竖起来后，厂区看去就有些样子了。几个月下来，人也瘦了一圈，感到非常疲倦，晚上倒头就呼呼睡去。但看到新厂房日新月异的变化，心里还是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

至2003年2月28日，该项目建成并举行开车典礼。该套装置采用全新生产工艺及先进的监测、监控技术，其产量、质量、消耗等指标均达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

2006年，异丙胺分厂在新华厂区新建年产5000吨装置，主要用于生产异丙胺产品。2012年7月，厂区对该装置进行技改和扩建，使之也可用于生产异丙醚产品，装置能力为年产5000吨。当年成功生产出异丙醚产品。2013年5月，对异丙醚装置进行技改，完成正丁胺产品同分异构体异丁胺产品的生产。

2007年，新安江老厂区异丙胺分厂年产2000吨装置搬迁至新华厂区，实施技改后扩建为年产3000吨装置，主要生产丁胺产品。2012年12月，对该丁胺装置进行技改，试生产乙基丁胺产品；但由于催化剂的选择性不佳及分离精馏塔性能未达到要求，造成消耗过大，得率过低而放弃。2013年9月，通过前期的实验、技改、试车，以原年产3000吨丁胺装置生产其他产品，取得成功。

通过持续的技改，异丙胺新华产品部胺类生产形成体系，实现节能降耗和产品结构多元化发展。2008年，新化化工乙基胺销售量达3.3万余吨，为历史最高值。至2015年末，异丙胺新华产品部仍有年产 5000吨异丙醚装置、年产3000吨丁胺装置、2万吨乙基胺装置。其中，5000吨装置和3000吨装置建在一起，前者称5000吨主装置，后者称5000吨（辅）装置。

之后我还组织完成老厂区的整体搬迁、大洋厂区的成功投产及江苏新化的成立、与国际香料香精巨头奇华顿的合作运作，实施江西新信的产品发展方向定位、“新化股份”在主板上市等重大战略步骤。生产产品从有机胺、香料，一直到精细化高端产品、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技术许可，极大提升产品开发能力，以及安全环保、产品质量的掌控能力。江苏、江西两翼发展成效显著，公司实现整体良性发展。

企业发展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好的势头，关键是不断深化改革。1997年9月，根据建德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从建德市地方国营企业改为国家参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股份制企业。但改革的力度不大，改制不彻底，干部职工没有多大的积极性。2008年4月，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建德市新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全员持股，极大地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发展更加充满生机活力。

在实践中我认识到，进入资本市场，可以进一步推动企业建立规范的经营管理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渠道，不断提高运行质量，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通过长期的努力，2019年6月27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至此，新化股份上市终于走完艰辛的历程。从此，企业将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迈进。

回顾我在新化公司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新化公司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企业发展的建设者。我与企业荣辱与共，沉浮相伴，为了企业的发展，流下过辛勤的汗水，流下过激动的泪水，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企业。党和政府也都给予我很多的荣誉，我先后被评为杭州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杭州市劳动模范、杭州市优秀企业家、杭州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建设者、中国石化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国石化联合会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还被评定为杭州市一类人才，被评为杭州市最美退役军人。

成绩与荣誉代表过去，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已年过七旬，我将在新的起点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新化公司的不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scode type="yellow" size=""]作者胡健，曾任原建德县新安江化肥厂厂长、现任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scode]

我是1972年8月从浙江化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建德化工厂（前身为建德化肥厂，简称建化）工作的。一到厂里报到，领导看我年轻，觉得我需要锻炼，就把我安排到黄磷车间当炉前工。过去住在新安江城区的居民都知道，建化常年都燃烧着一盏“天灯”，那是在生产黄磷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一氧化碳气体，通过一个很高的大烟囱排放，这样排放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为此，领导让我负责开发黄磷尾气利用这个项目，我就全身心投入三废（废气、废渣、废液）治理工作当中。我和同事们花了一年半时间，使“利用黄磷尾气生产甲酸”这一工程顺利投产。1981年，建化生产的工业磷酸，获得国家银质奖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为厂里的技术科长。回想在车间锻炼的这些年，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的。1984年3月，我担任了建化副厂长。

一、走出困境

1985年3月，正值化工行业市场低迷期，我担任了建化厂长。当时，建化是浙江省首批厂长负责制试点企业。上任伊始，企业生产的黄磷、甲酸等产品大量积压，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也说明市场需求与企业的产品结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面对厂里几百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我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一般情况不会轻易求人，但因为企业的境况不佳，一时急需资金，只好向银行申请贷款30万元，用于发放职工的工资。在财务科长去银行多次商榷无果的情况下，我只好自己出马，好话说尽，请求银行给企业救急。结果银行还是不肯通融，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直到我跟银行的信贷科科长拍了桌子，行长出来圆场才最终解决。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各自的工作。后来我还与那个信贷科科长成了工作上的知己。回顾自己在企业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为贷款去银行，仅此一次。

为了摆脱企业的经营困境，我带队出去推销产品。第一站到了上海，上海是建化的主要市场和外贸出口渠道。来到上海试剂总厂，一名采购科科长出来接待，为了联络感情，晚上，我请他及业务员吃饭。当初，我是不会喝酒的，为了推销厂里的试剂磷酸，只好硬着头皮陪客人。席间，那个科长在饭局上对我说：“王厂长，你喝一杯酒，我就买你一吨试剂磷酸。”结果，我把自己喝醉了。第二天，我去向那个科长辞行，顺便要求将合同的事宜确定下来，哪晓得那个科长竟然说：“喝酒是不谈公事的，昨晚上讲的话是开玩笑的。”我见此，非常气愤，这不是明摆着耍人吗？但我们以后还得求人，这口气也只有咽下去。

面对企业当时的窘境，虽然我切身感受到各种艰难，却没有陷入焦虑的状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苦苦思考企业的出路到底在何处？是耐心等待市场的复苏，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后来，我从上海进出口公司了解到，日本有用户需要大量的食品级磷酸并在国内寻找供应商。得此信息后，我立即组织精干技术力量通过四个月的艰难攻关，终于生产出合格的样品，在样品得到日方认可后，立刻组织生产，迅速打开日本和美国的市场。由于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出口该产品的企业，有着良好的信誉，且产品的质量远超用户的指标要求，该产品就成了企业的当家产品。由此可见，是技术为产品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支撑，是适销对路的产品一举扭转建化的被动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柴松岳和省化工厅领导对我们厂非常关心，每次经过建德都要到厂里来看一看，转一转，了解企业发展中有什么困难与问题需要帮助解决。领导的信任与关心，也成为我努力克服困难、办好企业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寻求突破

1984年，杭州市举办首期厂长经理培训班，组织上决定让我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习。通过学习，我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有了较深的认识。

厂长负责制是一个全新的机制，我在实践中感到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逐渐摆脱了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过去银行贷款、干部任免、用工、激励政策都要主管部门同意才能做。现在，由于整个体制机制发生变化，企业有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建化有着与其他国企发展不同的轨迹——艰难。一是1965年5月依靠7万元借贷起家；二是生产原料靠自己在市场寻觅；三是产品销售靠自己寻找渠道，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见其发展之艰难。直到1969年，建化上马年产600吨的黄磷项目，有关部门才给了一些计划配额，但与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面对企业困境，我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致力于改善企业的内生动力，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加强内部管理，以先进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手段，降低原料消耗、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1987年，建化的磷酸产品被授予国家金质奖；1988年化工部授予建化为国家二级企业。

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条条与块块之间不协调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化工部的文件规定企业产品可以优质优价，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和技术进步，而地方有关部门却不认可，认为企业经营必须执行计划价，企业遇到了双轨制的麻烦。

建化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主要生产黄磷、甲酸、磷酸以及作为农药中间体的三氯化磷等磷酸盐制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1987年，建化的磷酸在国家银质奖复评后，再上台阶获国家金质奖。按照化工部的文件，可以实行优质优价，我们执行了这个文件，但1988年8月杭州市物价检查所却对建化进行了严厉的查处。

面对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这类问题，时任《经济日报》总编室主任郑波和通讯员胡雪良非常敏感，针对这一现象，专门来采访两家单位。

杭州市物价部门强调他们的法规执行；我们讲自己执行的依据和工厂的实情。说到底，是体制机制不协调，有矛盾。杭州市物价检查所有关负责人对报社记者说：建德化工厂从1987年7月到1988年6月间，将生产的85%甲酸、85%工业磷酸、85%药用磷酸，以每吨平均高于国家定价591.39元的价格卖给用户，共计获得违法收入149.87万元。其中1988年1至6月获得非法收入84.5万元。这样，该厂在1988年上半年产值与1987年同期基本持平的情况下（1987年1至6月产值1154.34万元，1988年同期产值为1163.51万元），利润却增长101.95%（1987年1至6月利润155.19万元，1988年同期为313.4万元），上半年就轻而易举地超额完成1988年全年的利润承包基数300万元。

2001年9月6日，“新安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杭州市物价部门的同志还说：很明显，这是靠涨价得来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个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抬价的企业，竟被评定为“国家二级企业”，厂长王伟被评为“优秀企业家”，令人费解。这种靠非法涨价所得的高额收入，却被认为是“经济效益好”。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和衡量“经济效益”？

采访中我也坦率地告诉记者：1988年之所以产值增加不多而利润增长一倍，主要是几方面的原因：1988年生产的原料，大量是1987年年底进的，由于原料涨价因素，厂里就此一项增收的差价款就达近百万元。加上前几年上马的“三废”利用项目，现在开始发挥效益了。当然也有部分是计划外产品涨价因素。

《经济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敢问理在何方？——建德化工厂“涨价事件”提出的新问题》的调查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思考。这件事，我们如今看来是容易理解的，但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却不小。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些约束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也由渐渐松绑到完全解除，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变化呀！

小鸡的破壳而出，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生命在于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新的生命，甚至会“胎死腹中”。建化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没有对市场瓶颈的突破，对技术瓶颈的突破，对不合理政策法规瓶颈的突破，我们的企业就不能发展。很幸运的是，建化是比较早吃螃蟹的国有企业之一。

三、创新提升

1989年6月至1992年8月，组织上先后任命我为建德县经委副主任、建德县工业局局长。1991年3月，时任国家化工部部长顾秀莲来建德考察，根据建德化工企业较多、产品门类关联度比较高、管理水平领先行业、效益比较好的现状，提出了组建化工集团的建议。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建德化工厂和建德农药厂合并组建新安化工集团，实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指定我担负组建集团的重任。集团组建后，我兼任集团的总经理、董事长和党委书记。我一上任就着手企业股份制改造，实行全员持股并募集资金5000万元，新的机制极大地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新安化工集团一路风风雨雨走来，历经波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企业历经10年的艰难上市之路；二是草甘膦经历并赢得了旷时18年的国际官司。

在寻求企业快速发展之际，资金紧缺成为横亘在集团面前的突出难题。而企业改制募集到的5000万元资金只是杯水车薪，要实现更大发展，就必须走上市融资之路，在资本市场有所作为。为此，集团将企业发展与谋求上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在资本市场“十年磨一剑”的艰难上市历程。

在我们寻求多种上市途径都未果的情况下，1999年末，国家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企业优先安排上市的政策，只要能通过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双高论证”，就可以不受家数和额度的限制，优先进入初审程序。这对于新安化工集团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在当时条件下，争取通过“双高论证”是我们集团进入申请程序的最佳途径。为此，我们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凭着草甘膦与有机硅协同发展的技术优势，全力应对上会答辩，甚至连除夕夜和大年初一都在办公室度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双高论证”答辩会上精彩的答辩论证，换来了专家们高票通过的结果。由于成功上市，集团融资2.8亿元，开始实施更为宏大的发展规划，企业站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自1995年10月收到第一份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和调查问卷开始，我与新安化工集团上下义无反顾地以一企之力走上抗争之路。其间，欧盟、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美国轮番成为战场，反倾销、反吸收、反规避、期间复审、日落复审……一次次威胁集团乃至整个中国农药草甘膦行业生死存亡的拦路虎从未间断过，而这一场场无硝烟的战火背后只有一个强敌——美国孟山都公司，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他们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规则，在国际市场上点燃封杀之火。我与新安化工集团的职工捍卫企业的生存与利益的决心是毫不含糊的。是责任感、生存压力和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作出积极的应诉。集团花费巨资高薪聘请国际知名律师，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最终打赢这场旷时18年的国际官司。新安化工集团也实现了蝶变，成为行业发展的领航者和展翅国际的知名跨国企业。

最让我激动的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两次到新安化工集团考察。尤其是2005年9月5日这一次，习近平同志来建德调研钱塘江上游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工作情况，并实地考察新安集团。考察期间，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新安集团首创的草甘膦副产品氯甲烷回收用于有机硅单体合成技术，于200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情况，习近平同志听后，对草甘膦与有机硅绿色发展的实践成为国际产业发展史上一个典型案例给予了肯定。2006年，新安化工集团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010年，新安化工集团被授予“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称号。在实践中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它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成功的支撑。如果没有科技的创新，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甚至会消亡。

我和团队在经营企业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还致力于把新安化工集团办成培养人才的学校、职工相互关爱的家庭、职工展现才能的舞台，实现了企业与职工的共同发展。2005年，集团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我所热爱的化工事业，我无怨无悔。由于新安化工集团和本人对国际农药产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个人曾荣获“全球2013Agrow（世界农化行业）终身成就奖”等荣誉，我深感欣慰。在这里，我要感谢前辈们为企业前行打下的基础，感谢上级各任领导的支持理解，感谢企业职工的信任与包容。